史记皇皇巨著，有很多的传记和篇章，应该如何下手解读呢？

司马迁曾经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位，他说到做历史要能够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给自己立的目标。那么，如何理解司马迁的这句名言呢？其实理解了这句话，就找到了解读《史记》的密码。

第一句话说的是司马迁家族的巫史传统，第二句话所得是司马家族在先秦史上的经历和司马家族的历史记载属性，第三句话说的是司马迁对于史书体裁的创新。

如果想要正确地解读史书，那么正确的解读顺序是从尾到头看起，从十份年表和书看起，对宏观历史的脉络和各种文化要素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因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就是以春秋的体例为基础，所以正确的解读方式是理清整部史书的时间线索：那就是十篇年表，以及以时间为线索的世家。有了这条时间线索作为基本框架，那么后面的解读就有思路可循了。

1.究天人之际：史学家的天人观

什么是“究天人之际”？在远古的时代，治理部落和国家的人，也会遇到重大的问题，他要做出一个决断，每一个决断都需要有非常强大的知识支撑，需要有两种知识来支撑。

如果纯粹从人事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和处理一切事务，所以在几千年前的上古人看来，通巫非常重要。巫的系统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在那个年代，巫与史是不分家的。

在中国的商周时代，为了揣摩天意，采用更多的方法就是占卜，商代很多时候用的是甲骨占卜。占卜应该怎么做？需要叩问天意，就应该有能够通天的人，就是“巫”这个系列的人。他们本身具有神性，能通天，他会去取动物的骨头，尽量要取平面大的骨头，比如说牛的胯骨、龟壳，有一个足够大的平面。必须是有神性的人去制作这种骨头，由他制作，就赋予了一种神性在骨头里面。这些制作之后留着备用。

在需要占卜时，就将骨头取出，在上面刻上需要占卜的问题，也就是卜辞，用火转烤，让骨头裂开，会出现两种线：一种是一裂到底，一种是断断续续的裂痕。中国八卦的两条线：贯通到底的是阳线，而断裂的就是阴线。阳线和阴线的组合就构成了各个卦象：阴线、阳线之间构成的组合。他们根据这断裂的线、几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烧烤骨头后断裂的纹路，这几个要素组合在一起，才能做出判断。所以这个判断都是具有针对性的。

在占卜之后，无论结果是否准确，都需要将结果再刻上去：这个事情最后在什么时候发生？结果如何？符合不符合这个巫所做的推断？这一件事情才算结束。

在殷墟之地，类似这样的龟壳上面留下了一件事件完整的记载，从最初到结局全部留下。这样问的事情多了，上至征伐，下至婚丧嫁娶，都要问天。事情结束了 ，就把这些东西丢了，扔到一边去，找个坑把它埋起来。由于在武王伐纣之后，安阳的小屯村，也就是殷墟的王宫区域被抛弃为废墟，从西周到明初基本上都是丧葬区，所以长期以来，甲骨占卜技术日益失传，甲骨文也几乎为人所淡忘

千百年过去了，以后的推测手法越来越多，古代的这种手法反而慢慢地被人淡忘。

除了占卜，司马迁还精通鬼神之说和天文历算之学。旱灾的年份，农民们应该准备什么呢？其实司马迁在这一篇里给我们讲了很多古代的商神，看他们为什么成功。旱灾的时候大家都在找水，可是人家在做车。为什么做车呢？大旱之后，肯定有丰收之年，水没有了，所以要抢先一步做车。凡人只是看到现在这一步，灾荒备粮。备粮以后是什么？商神就能预测到先机，预先准备，等 把灾荒度过才准备，到明年已经来不及。那些商神早就准备好了，这就是生财之道。

所以天人之际的意思不仅仅是关注天文与天象，也有古代鲜明朴素的天人合一，敬畏上天的思想在里面。

 2.究古今之变：博古通今的巫史世家

司马迁的家族从周以后一直到司马迁为止，过去了一千年，是“史”的家族。这个家族进入周以后有很多分支。这个家族出现过巫师，史官，将领，诸侯王，参与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很多重要历史变革。这给司马迁书写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与十足的书写欲望。

除了商周时代的史官和巫师，到了周朝时，司马迁的主要职责是司马迁自述远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再上溯至颛顼之世，重、黎为二人。重为南正，黎为北正。正，就是长官的意思。南正，古代天官，观星象，定历法。北正，古代地官，执掌农事。司马迁对远祖的追述的深意在于强调司马氏为史官世家。到了周代，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军功显赫而以司马作为家族称号，但司马氏仍世典周史。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动，东周时代的周惠王、周襄王东周第五、第六两代国君。惠王时有王子颓作乱，襄王时有叔带作乱。史官职掌机要，并对朝政重大变易提供解释，所以必然要卷人王室内乱的漩涡中。周襄三十六年，即公米前636 年，襄王弟叔带作乱，襄王出奔郑。这一年晋公子重耳归国为君，结束了晋乱，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招贤纳士，志欲继齐桓公之后为中原霸主，标榜尊王攘夷。司马氏反对王子带作乱，应在这一年去周前往晋国。第二年，周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诛叔带恢复了襄王之位。

晋文公之后，晋公室也经历一系列的动乱，以三家分晋结尾。去周适晋的司马氏也随着时代的变动，东西分散，各奔前程，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卫国的一支司马氏，后代做中山国相。1974 至1978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县发掘出土了带有长篇铭文的铁足大鼎，是中山王赐给国相司马贮的，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

在赵国的一支司马氏，名司马凯，凯生蒯聩。蒯聩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与荆轲论剑的盖聂。蒯聩生昭豫，昭豫生宪，宪生中，印在秦未助项羽灭秦，被封为殷王。《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印就是开创晋朝的司马懿的祖先。

司马迁属于入秦的这一支司马氏。公米前621 年晋襄公卒，晋大夫随会入秦迎立襄公弟公子雍。赵盾立襄公太子夷皋，是为晋灵公，发兵拒公于雍。随会奔秦避难，后来回到晋国做了中军统帅。与随会人秦的司马氏就定居在少梁。过了三百年，司马错显于秦，于张仪辩论是否讨伐巴蜀。这是司马迁祖上有确切世系可考的始祖。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司马氏家族适应时代的大变革，从事政治、军事、剑客、经济的活动，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司马氏的显赫人物。秦国司马氏有名将司马错，有经济官司马昌、司马无泽，到了秦末农民战争中，司马家又出了殷王司马昂，这都是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到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他做了太史令，并决心重振远古家学，发愤修史，故追述远祖至职掌天官的重黎以自重， 就为的是强调他们家族的世袭属性：史官的职位。

后来汉武帝去封禅泰山。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为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举行过封禅大典。米封米年公米前110年三月，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这是一个最隆重的国家祭祀大典。在儒家看来是不得了的事情，功成祭天，告诉天：我们今天天下大治。这么隆重的仪式，谁都想参与。可是汉武帝偏偏漏了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没让他去。司马谈以此为耻，因为这个事情羞愧而死，觉得无颜见人。司马迁在父亲气死的前提下，决定继承父亲的职位，也决定继承父亲没有完成的史书。

在年轻的时期，司马迁并没有整天埋头于读书，不是在堆砌知识，他父亲让他用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全中国，东西南北各大名胜、山川地理、圣贤之处，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比如在20岁那年， 怀抱着凌云壮志，司马迁进行了人生征程中第一次远游，因正当盛壮之年，故称二十壮游。

古代旅行，交通不便，困难重重。司马迁壮游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的准备。《太史公自序》也慎重其事作了特别醒目的记载。《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随后又跟随汉武帝出游巡行，走访了天下的许多名胜古迹。

这段话，司马迁把二十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九州的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了解和搜求古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

表严格地考订时间和年代，根据考订的时间来记载秦朝到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大事，以及王侯功臣的世系。

为什么从秦朝开始呢？因为在秦朝以前是封建制，人物的世系传承有秩，脉络清楚，应该是世人都知道。推翻秦朝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底层革命，许多平民诸侯王，如陈胜，武臣，韩广崛起，并开创了后代家世的源头，所以必须理清，否则后面的人就找不到头绪。因为起家的人是起自底层，很难追溯。

有了这样的积累和经历，司马迁得以对整个中国了然于胸，就不会抽象、空洞地去谈中国，他就能够明白中国的复杂性。这就是古代讲教育的时候讲到的，“读万卷书”，必须“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才有亲身的体验。没有亲身体验的知识都属于“掉书袋”。除了家族的嘱托，司马迁还有了亲身的经历。 这就保证了很多战役细节的描写有处可寻，不会像某些键盘侠那样在哪里口说无凭打嘴炮。

3.成一家之言：别具一格的创新体例和清洗的历史线索

在建立新的话语体系和创新历史书写方面，司马迁确实起到了创新的贡献。因为他的纪传体编年史确实是之前所未有的。

在此之前，最重要的史书除了各国的历史，比如楚国的《楚居》，但是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鲁国的史书，由孔子编辑修订过的《春秋》。春秋记载的历史跨度约为春秋初年的鲁隐公到春秋末期的鲁哀公，一共只有16000字，仅仅是简明扼要的记载了某年某月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张大事年表。而为了解释这些一句话式的记载，就有了著名的春秋三传：《谷粮传》，《春秋传》，《公羊传》；其实这些史书的本质，也是基于编年年表做出的详细解读。所以在司马迁之前，各国的史书都是类似的体例。

来源于之前各个诸侯国历史记载的世家，比如《吴太伯世家》，《韩世家》，《魏世家》等等，都是以各个诸侯国为主语，描述“我国”在某年发生了某件事。

但是到了司马迁这一代，在历史史料编纂上出现了极大的创新。如果想要正确地解读史书，那么正确的解读顺序是从尾到头看起，从十份年表和书看起，对宏观历史的脉络和各种文化要素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因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就是以春秋的体例为基础，所以正确的解读方式是理清整部史书的时间线索：那就是十篇年表，以及以时间为线索的世家。有了这条时间线索作为基本框架，那么后面的解读就有思路可循了。

本纪依照时间来记录帝王的重要的言行政绩。也梳理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精神。 司马迁对于先秦和秦代历史的分期，主要是四个历史分期：

第一个时代是上古帝王的尧舜禹时代，从比较原始的初期国家的建立，直到天下为公的时代。在这个阶段，司马迁给后世建立了这样几个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树立了中国人的人文始祖黄帝，第二个传统是树立了尧舜禹为治理国家的政治传统。

第二个阶段是夏商时代，天下为公蜕变为家天下。在这个阶段，司马迁揭示了“民为国本”的治国理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荒淫残暴的君主丧失政治合法性，因此推翻暴政的易姓革命具有正义性。

第三个阶段是周朝建立了封建制度。在这个阶段司马迁揭示的封建制度下的政治伦理、宗法制度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以夏变夷民族的融合道路。

第四个阶段是秦汉。秦朝征服六国，结束了分层权力结构的封建制度，进入了高度集权的帝制时代。在这个阶段，司马迁通过秦朝的失败和汉朝的天下大治，树立了帝制下面的民本原则、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运行原理，探索建立帝制意识形态及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这四个历史阶段的演进大浪淘沙，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逐步地建立起来，并且深入人心。这就是政治上“以民为本”，经济上“轻徭薄赋”，文化上“天人合一”。夏代以来的朝代更替，因此诞生出文化繁荣的泱泱大国。

但实际上本纪不只是帝王，列入《史记》本纪的这十二篇分别是五帝、夏、殷、周、秦，这些都是一个个时代。这后面才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所以是到了帝制时代以后，本纪才是记载帝王。

在这十二个本纪里面，有一个是项羽。项羽最后是惨败，可他是秦朝实际的终结者，而且他短暂地分封了天下诸侯，作为天下公主，因此他还是被列入本纪里。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在于他们的成败，而在于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样的史学著作没有功利主义者对权力的献媚，在权力之外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作为对本纪的补充，本纪这个中心并不是单一的，它是通过表和书这两个辅助方面变得更加充实和饱满。 表严格地考订时间和年代，根据考订的时间来记载秦朝到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大事，以及王侯功臣的世系。由于推翻秦朝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底层革命，许多籍籍无名之辈崛起，并开创了后代家世的源头，而很多先秦贵族要么家世中断，要么本国史书失传，所以必须理清，否则后面的人就找不到头绪。因为起家的人是起自底层，很难追溯。

而书是叙述礼乐、音律、天文历法、河渠水力、社会经济等制度的沿革和变迁。如果说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于人，那国家治理的中心就在制度。时间的推移和制度的空间展开，时空的两条轴线像经纬一样，把历史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大网。

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司马迁就根据他们的贡献程度，分别列入世家和列传。世家包括了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以及特别重要人物的事迹。没有资格进入世家的社会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就编入列传。列传还收录了周边民族的历史。比如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在起义以后半年就被杀了，并没有完成改朝换代的事业，他就像昙花一现，但还是断然把他列入到世家里面，道理就在于他敢以微弱之躯去挑战秦朝强权。陈胜揭竿而起，吹响了全社会共同推翻秦朝的号角，促使后来的治国者深刻地反思秦朝暴政的教训，这才有了汉朝“与民休息”这个理性的政治。从首倡大义到警示后人，陈胜的出现意义都非常重大。司马迁对其人品不以为然，但对他的功绩给予超高的评价，并不因为他的出身贫贱而贬低他。

由此可见，司马迁是不以成败，也不以出身论英雄，而是根据人物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和社会贡献度来评价，轰轰烈烈的事件，席卷天下的战绩，这类都是足以当选的。

体例的创新，给历史学家搭起了一个立体的大舞台，能够充分记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活动，从政治史拓展到了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等方方面面，既可以在时间的轴线上看清历史推演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可以在空间的轴线上看懂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司马迁以后的历史学家都采纳了纪传体的范式，一直延续到近代，完成了“二十四史”的正史系统。司马迁开启了中国史学编撰的传统，这是《史记》的巨大贡献。因此，纪传体的长处非常明显：它既有整体的纵向描述，又有专题的、深度的、空间的展开，影响非常深远。

司马迁第二个巨大的贡献是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形成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建构。因为体例的创新，从单一的时间轴转变为时间和空间两条交织的轴线，从人物到事件、地理形势、社会制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方位地展开，历史就变得非常生动活泼，可以饱满丰富地展现出来。人和事层出不穷，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发，这就影响了他现在的行为，甚至影响到整个思维模式。

所以，从特定的民族国家诞生的人，从他们的身上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所记载的各地民风，距离春秋时代不远，所以在汉代人的身上都依稀可见，比如李陵手下的荆楚勇士，“皆荆楚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与先秦时代楚人善于用剑，勇于攻略的习俗一脉相承；邹鲁之地弦歌不绝，儒礼完备；梁宋之地还流传着信陵君围魏救赵的美谈佳话；至今这些地方的人，依旧有着2000多年前祖先们的影子。

历史在塑造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历史从来都不是对过去的一种单向的怀旧，而是探寻过去的轨迹来规范现在，并且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它是一个双向的互动。所以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就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去考证古代，而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它是一个未来学。历史的最重要的是启发未来。历史学家记载历史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一本流水账。

司马迁能把多看起来是孤立的人和事串联起来，这样子就能呈现出它们相互之间的一种关联性，看出它们其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对人类社会发展脉络的探讨，不能支离破碎地就事论事，更不允许人为的剪裁甚至篡改去迎合理论，它是对历史真实过程深入细致的客观考察，完整地综合地加以把握，从而提升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根本性的原理。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历史记载如同车轮：本纪和年表构成整部著作的时间线索，也就是车轴，而世家，书和列传构成了一根根条幅，支撑起历史的车轮，缓缓地滚向未来。之后的二十四史里，有相当多的史书都是按纪传体编年史的文体来书写的。

4.春秋和史记：司马迁对于孔子的继承

为了起到维系与延续政治伦理，批判乱臣贼子的作用，孔子充分地发挥汉字具有的一字多义的特色，虽然表面上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但是将身后的情感融入到每一个字当中，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晋人执虞公就表达了对于强横之主扰乱周礼的不满。虽然这样做有孔子额用心良苦，但是潜在的问题在于，历史书写是否会因此而沦为政治的附庸，进而丧失其具有的客观性，进而影响历史所具备的参考借鉴意义？

对此，司马迁的做法是批判继承：由于为李陵辩护，以及因此受到 侮辱，司马迁对于当朝人物的褒贬以隐晦的方式出现在笔尖，体现了独立于王权的品格：比如对于战功赫赫的卫青和霍去病，司马迁的写法是以一句话带过他们的功绩，但是对于一直在战斗却战果不佳的李广，他报以极大的同情，对于他和他孙子李陵的战斗细节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描写。这也算是喻好恶于笔端的做法了。

其实司马迁的很多记载都是有偏向的，比如说睡虎地秦简证明，延误前往边关地区不需要被处斩，只用缴纳一副披甲就可以免罪；秦始皇南巡楚地时是尊重湘君和湘夫人的。但是很显然，司马迁采纳了倾向于楚人的说法，其实是通过这些起义者，来警示汉朝，反省秦国的暴政。因此绝对客观的历史叙述其实并不是绝对存在的。因为任何叙述的主观色彩都不可能为零。

5.远方的镜子-----《史记》和《希波战争史》

其实在西方的古希腊，有一部堪与史记相媲美的著作，那就是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在创作主旨和考证方法上，两本著作可以进行一个类比。

在修史的立意和用心上，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可谓异曲同工：希罗多德修史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希腊人和异族人建立的功绩”，不让他们因为时间的流失而失去色彩。可见希罗多德修史的目的和司马迁类似，抢救因为时间流失而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往事，记录文明辉煌的成果。

司马迁的目的比较类似，“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在《春秋》之后的五百年里，天下处于无人修订统一史书的状态，先秦各国的文献处于失散或者被焚毁的状态，所以史学世家的身份，和史官的责任感都促使着司马迁完成史记。

在考证方法上，希罗多德注重列出各种信息源，采纳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叙述，比如在对希波战争原因的归纳上，希罗多德采用4种版本，两种来自亚洲，两种来自欧洲，对于同一地名的由来，他也会记录亚洲人和欧洲人的称呼区别；他会明确标记，埃及人说的版本和波斯人说的版本究竟有哪些异同。

在司马迁这里，他也是网罗天下放逸旧闻，比如项羽临死前的战斗状态和言语，以及乌江边的场景，还有陈胜起义得势之后，楚人对他的赞叹，夥颐！陈涉大王的宫殿高大深邃啊，以及陈涉杀宾客之后，他的故交和宾客纷纷离去的情形，还有在他访问大梁城废墟，魏国遗民告诉他如果国王重用信陵君，那么魏国就不会立即灭亡。这些都来自他的实地考察和访问。

希罗多德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在从故乡被流放后，以行商的方式和演说史诗的方式获取收入，这让他游走四方，他得以亲自调查了很多古战场和遗址，考察了温泉关，萨拉米思等地，以及塞浦路斯，埃及，利比亚的民风民俗，向埃及的祭司们询问天文历法的知识，向利比亚的希腊殖民者学习当地人管理农作物的技术，见过移民埃及的希腊人，在他的故乡学习关于传奇女君主阿尔忒弥西亚的故事。他的作品虽然在对中亚的描写上非常失真，但是对爱琴海两岸，对埃及利比亚的民风民俗的描述的是非常可信的。

在处理神话和历史的关系上，两部著作中有大量的神话叙事，希腊城邦的贵族会将自己的家谱追溯到某个神话里半人半神的迈锡尼英雄身上；刘邦也被司马迁神化为赤帝之子，《秦本纪》堂而皇之地记载秦国皇室的天神出身：“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信息反映了早期秦人与殷商人有类似的信仰，也体现了司马迁对于神话叙事的采纳。但是两部作品中均有大量的神话，连作者都对它们深信不疑。

两部作品的区别，体现在1.司马迁对于域外史料采用的材料，主要是他通过自己的游历，和由后来成为郎中期间的考察，还有边郡各地都收到过匈奴的入侵，那么对于西域和其他边疆区民族的情形，司马迁采用的是有经验的边地官员和将领的材料，比希罗多德很多的道听途说要有可信度；

在结构上，得益于古希腊文明对于数学的造诣，对称结构深入古希腊文明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结构上，希罗多德的历史的结构是对称的：在主线上分为希腊城邦的崛起路线和波斯在亚洲的统一路线，在章节分布上，奇数章节（1,3,5,7,9章）是波斯帝国的崛起之路，进军路线和希腊城邦的迎战策略，在偶数章节上介绍波斯 帝国征服区域的民俗特色，有民族志的色彩，类似于司马迁笔下的《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等。如此精巧的对称结构，如同柯林斯式立柱的柱头一般，是《史记》所没有的，因为史记的很多篇章是平行并列存在的。

而在叙述视角上，希罗多德的伟大之处在于;这是一部希腊人书写的波斯帝国崛起史，是有着希腊色彩的波斯崛起之路。

 

这一理念在《历史》的第一卷里就展示的十分清晰。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超越了“凡事无过度”的界限，践踏了习俗，让侍卫巨基斯偷窥王后的躶体。于是深感受辱的王后认为国王践踏了传统，逼迫难走回头路的侍卫巨基斯做出选择，要么自杀谢罪，要么暗杀国王，夺取不属于他的王冠和王后。巨基斯选择了后者。虽然他本人得以善终，但是逾越了界限的窃贼，终究难逃命运的报复。

噩运最终落到了他的子孙头上。命运先是借助梭伦之口，告诉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凡人在盖棺定论之前，不能说自己最幸福。因为神明总是先让人看到幸福的幻影，然后让他们跌落深渊。但是自负的克洛伊思索置若罔闻，最后命运借助波斯帝国之手施加惩戒，让吕底亚王国盛极而衰，克洛伊索斯自己也成为俘虏。

 

接下来，这个循环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展开，一个个帝国无一例外都逃不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命数，和盛极而衰的轮回。这些小轮回构成的大态势，就是新崛起的波斯帝国成为了命运的实施者。这个新兴强权把新巴比伦，埃及等帝国碾压在命运兴亡的巨轮下。

紧接着，波斯帝国以宏大的气魄兴建帝国工程，修建皇家大道，镇压多次内乱。并且出征斯基泰和色雷斯的土地。但是世界依旧在变化，命运不会永远垂青波斯人。是新崛起的希腊城邦，为波斯帝国带来了命运的打击，命运借希腊人之手惩戒了波斯人的狂妄。

 

 

在《历史》第七卷里，波斯宫廷的御前会议上，波斯重臣阿塔班努斯告诉薛西斯，并非是波斯大军人数不多，军队不善战。而是在希腊，没有哪个海湾能装下所有的战舰。希腊贫瘠的本土肯定无法喂活庞大的远征部队，人数将是波斯人的软肋，而地形是希腊人的盟友。这一论述结合了地理对战争的影响，以及凡事一旦超出限度就是灾难的认识。

虽然希罗多德的叙述停在了公米前479年，但是命运的巨轮依旧在缓缓转动。他在自己的晚年，必然痛心且无可奈何地看到希腊世界的自相残杀，再一次实现了命运的打击。希波战争后半个世纪的繁荣，也不过是千年一瞬的过眼云烟。

 

所以在希波战争史里，波斯人是与希腊人并列的主角，也受到了作者的肯定。而司马迁写的《史记》，虽然为周边民族列传，相比于春秋已经是巨大进步，但是还是毫无疑问以华夏为中心的历史。在视野开阔度和叙述视角方面，显然没有希罗多德宏大开阔。

 

但是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人形象，显然是被希腊化的，波斯宫廷里有类似于希腊贵族议会的贵族论辩行为，波斯人有类似于希腊人的命运观和生死观，这其实是西方人带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东方，也算是后来的“东方主义”的滥觞之一。其实西方人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用意来理解东方的，他们笔下的东方世界是自己想想的产物，真正的东方其实并不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