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天津开启了一项考古勘探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天津考古勘探发现古代墓葬近900处，这次大发现为天津运河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据相关人士表示这批墓的种类很多，墓葬内的配藏品种类也有100余件，下面大家就随着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哦~

天津发现古代墓葬近900处

记者21日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日前组织完成对西青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小镇建设区域的考古勘探，发现区域内古代墓葬近九百处，据墓葬形制、埋深、包含物信息等推测，其年代涵盖宋、金、米至明清等多个时期，为天津运河文化提供重要实证。

该项考古勘探工作自今年3月启动。为保障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实施，天津市文化遗产中心与西青区阅批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克服疫情影响，组织起以考古部负责人赵晨为首的精干团队投入工作，前期调查、勘探于八月底完成。所发现之古代遗存数量、密度规模之大、类型之丰富、年代跨度之大、分布之集中在近70年的天津考古史上绝无仅有，且在中国国内运河沿线地区也极为少见。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墓葬既有砖室墓，又有土坑墓；既有圆形墓葬，又有方形墓葬；既有中小型墓，又有大型墓；且埋藏深度不一。根据天津及周边省份相近类型墓葬考古发现对比分析，墓地的年代上限应始于晚唐五代，下限止于明清时期。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考古专家陈雍在现场考察后认为，必须站在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杨柳青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高度来认识此次考古发现，此次发现是对天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及内涵的极大提升和极大补充，同时也是研究古代大运河、杨柳青、天津的重要考古实证。

自9月下旬开始，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始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地块范围内100余座明清时期墓葬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已经揭露明清时期墓葬近80座，出土釉陶罐、钱币、发饰、符咒砖瓦等文物100余件，同时对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人骨标本进行全部科学采集。

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尹承龙表示，目前发掘的对象主要是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发现的明清墓葬，后续会根据场地条件、气候等因素逐步启动对运河文化小镇建设区域发现的700余座古代墓葬的大规模科学发掘。

“目前考古揭露的明清墓葬虽年代不久远，但明清时期是人类体质微观演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尹承龙称，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单位合作，已启动天津明清人骨保护与研究工作，并初步建立起华北地区最大的明清人骨标本库，藉此开展古代人种学、牙齿形态学、身高推算以及骨病理等方面研究。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盛立双认为，西青区一次性集中勘探发现如此规模庞大、跨越不同年代的古代墓葬，是宋代以来杨柳青从一般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实物见证，就像是一部深埋在地下的杨柳青“史书”，等待人们去翻阅和解读。

咸阳发现最大最完整隋代家族墓园

7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消息，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该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街道韩家村发掘了一座完整的隋代家族墓园——隋王韶家族墓园。该墓园由方形围沟和7座墓葬组成，围沟形成的兆域南北长147.7米，东西宽138.5米，面积21360平方米，是目前所见的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隋代墓园兆域。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街道韩家村发掘了一座完整的隋代家族墓园——隋王韶家族墓园。该墓园由方形围沟和7座墓葬组成，围沟形成的兆域南北长147.7米，东西宽138.5米，面积21360平方米，是目前所见的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隋代墓园兆域。墓园内埋葬王韶、王韶嫡长孙王弘、北周原州刺史王楷(王韶祖父)长子王显、王楷长孙王仕通等数代七人。王韶墓规模最大，系地面有封土的7天井双室土洞墓，全长60米，深13.6米，其规模仅次于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远高于已发现的普通隋墓。

考古人员介绍，兆域内分布有7座墓葬，均为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土洞墓，坐北朝南，具有典型的北周-隋代墓葬形制特征。以M1王韶墓规模最大、等级最高。M1地表原有封土，早年被推平，现仅存底部厚约0.3米。该墓被盗严重，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随葬品67件(组)，散乱分布在墓室和壁龛内，器形可辨有武士俑、镇墓兽，骑马俑、立俑及陶猪、陶鸡等。另有少量墓志残块，无法复原。

M7的规模仅次于M1，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随葬品59件(组)，有武士俑、骑马俑、立俑，陶罐、陶瓶，铜钗、铜镜、铜饰等。M3王仕通墓为斜坡墓道2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墓室内共出土各类陶罐、铜钱和墓志等随葬品4件(组)，据志文知墓主为北周原州刺史、冠军侯王楷长孙王仕通，终于北周保定年间，隋开皇九年迁葬祖茔。M6王显墓是所有墓葬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共出土66件(组)，主要分布在前室，以骑马俑和立俑为主。王显为王楷长子(应为王仕通之父)，终于北周，与王仕通同日迁葬。

M4王弘墓共出土陶罐、铜镜、带钩和墓志等随葬品7件(组)。王弘系隋项城公王韶世孙、主持修建大兴城的隋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外孙，11岁夭亡，开皇十五年与早夭的北周广城公段永(尔绵永)孙女段娘娘冥婚合葬祖茔，并与王韶同日下葬。

王韶字子相，《隋书》有传，世居京兆，北周至隋履立军功，在隋任并州长史、项城公，先后辅助晋王广和秦王俊镇并州，颇受隋文帝信赖。炀帝即位，追赠司徒、尚书令、灵豳等十州刺史、魏国公。王韶与宇文恺联姻，其亡孙与北周名将段永孙女配冥婚，显示了关陇集团极力经营家族地位、维持家族影响力的努力，这也是他们建设家族墓地的目的。

隋王韶家族墓园内的7座墓葬分布规律，形制统一，随葬器物具有典型的隋代特征而无北周特征，显然是隋代规划的墓园。出土的4合墓志记载，王韶家族墓园在至少隋开皇九年(589)和开皇十五年(595)两次下葬，两座墓为亡于北周时代的家族成员的迁葬墓。王显、王仕通墓志明确记载迁祔于冠军侯之茔域，以墓葬规模和位置来看，M7极有可能就是隋初下葬的北周冠军侯王楷墓。

隋王韶家族墓园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墓主身份明确，出土物较为丰富，是北周至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了解北周至隋家族墓地的特征、成员的埋葬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为什么考古学家发现古墓总落在盗墓者的后面？

一、盗墓贼规模大，技术精

盗墓自古就有，在汉唐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从古至今，盗墓贼通常都不是单独行动的，更多情况下是有一个大规模的盗墓集团，或者是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通常他们手中有一份地图，里面标注了何处有古墓等信息，如果这一辈技术条件不允许，就留给下一辈继续挖掘。盗墓贼的很多绝活都是家传的，外面花钱都学不到。

考古人员则不同，这些考古人员培养周期长，十几年才能培养出一个专业人才。况且考古人员学习课本上的理论比较多，动手实践比较少。不像盗墓者，天天跟墓地打交道，里面有什么都一清二楚。

二、本质不同

考古人员和盗墓贼虽然对象都是墓地，但两者的本质截然不同。考古专家是为了保护文物，盗墓者只是为了自己的发财梦。基于这样的原因，很多古墓考古人员一般不去主动挖掘，等有人发现了才去进行挖掘保护。可盗墓者不一样，手头一旦紧了，就开始主动出击，看看哪有古墓就去哪。内因是主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事情的成败。

三、出发点不同

考古人员对考古都很上心，但他们和盗墓人员不一样，考古是他们的工作，不是谋生手段。盗墓者则不同，盗墓对他们来说就是玩命，一个把全部性命都赌上，一个只是工作爱好。想想这些，就不难发现考古专家为什么发现古墓总是落后于盗墓贼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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